赫伯特•A•西蒙(1916—2001)是美国管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计算机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曾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伊利诺伊工业大学理工学院教授,从事过计量学的研究。他还担任过企业界和官方的多种顾问。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由于其“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他被授予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G•马奇(1928—)是决策管理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斯坦福大学教授,于1953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又同塞尔特一起创建了企业行为理论。他与西蒙协作研究,对决策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最出名的是有关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
主要观点
1、管理就是决策
西蒙和马奇认为,管理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即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组织的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就是决策。制定计划是决策;在两个以上的备择方案中选择一个,也是决策。组织的设计,决策权限的分配等,是组织上的决策问题;实际成绩同计划的比较,控制手段的选择等,是控制上的决策问题。所以,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
2、决策阶段的划分
西蒙将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
a)搜集情报阶段。搜集组织所处环境中有关经济、技术、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和组织内部的有关情报,加以分析,以便为拟订和选择计划提供依据。
b)拟订计划阶段。以组织所需解决的问题为目标,依据第一阶段所搜集到的情报,拟订各种可能的备择方案。
c)选定计划阶段。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从各个备择计划中选定一个。
d)审査活动阶段。对已进行的抉择进行评价。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例如在第一阶段,面对大量的情报,就要加以分析,决定取舍,这其中就有决策。在第二阶段,决策的性质更为明显。所以绝不能认为只有第三阶段才是决策,同时也不要忽略第四个阶段,因为对抉择的评价的完成才能最终断定决策的正确与否,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
在决策过程中,西蒙等人特别强调信息联系的作用。信息联系是一种双向过程,它包括从组织的各个部分向决策中心的传递,也包括从决策中心向各个部分的传递;也就是说,决策传递过程是向上、向下并“水平地”贯穿于整个组织。
信息传递途径又可分为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两种。正式渠道包括等级线路(直线信息联系)和职能线路(水平或参谋信息联系),如通知、指示、会议传达布置和各种交流以及情报搜集。非正式渠道的信息联系虽然是正式信息联系的补充,但却有着其特殊的机能。事实上,决策时利用的情报大部分是由非正式信息联系传递的。西蒙认为,在信息联系的整个过程(包括信息的设计、传递和接受)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因素,如决策专门化产生的错误和偏见、阶层地位的差异造成的伪装和歪曲、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带来的联系上的困难、对情报的偏向性产生的自我庇护、其他工作的压力造成的推延等。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因素,西蒙主张在组织中成立一个特别的“信息联系服务中心”,以搜集、传递和储存各种情报。同时,西蒙还特别重视将会议作为信息联系的手段。
3、决策准则的重新确立
西蒙认为,传统决策的“最优化准则”是一种超脱于现实的理想境界。他主张用“令人满意的准则”去代替传统的“最优化准则”。由于组织处于不断变动的外界环境影响之下,搜集到决策所需要的全部资料是困难的,而要列出所有可能的行动方案就更加困难,况且人的知识和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在制定决策时,很难求得最佳方案。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人们也往往不去追求它,而是根据令人满意的准则进行决策。具体说来,就是制定出一套令人满意的标准,只要达到或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是可行方案。这种看法揭示了决策作为环境与人的认识能力交互作用的复杂性。
4、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划分
西蒙把一个组织的全部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例行活动,另一类是非例行活动。根据这两类活动的特点,将决策区分为性质相反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程序化决策,即结构良好的决策;另一种是非程序化决策,即结构不良的决策。区分它们的主要依据是这两种决策所采用的技术是不同的:制定常规性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方式由于运筹学和数据处理等新的数字技术的开创和广泛应用而发生了革命;而制定非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方式,包括大量的人工判断、洞察和直觉观察,还未经历过任何较大的革命,但在某些基础研究方面正在形成某种革命,如探索式解决问题、人类思维的模拟等。
此外,决策理论还从决策性质的角度出发,划分了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非确定型决策。决策理论关于决策类型的划分为研究决策技术和方法奠定了基础。
5、决策制约着组织机构的设置
西蒙等人认为,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必须同决策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所以他反对传统管理理论提出的部门化原则。西蒙提出,一个组织划分为各个单位,必须以所要作出的决策类型为依据,而评价一个机构的主要标准就是它对行为的影响。
决策理论学派将一个组织分为三层机构:高层机构从事非程序化决策,包括组织的设计与再设计,确定组织目标和目的;中层机构一般从事程序化决策,如管理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日常工作,但也不排除从事非程序化决策;基层机构则直接从事程序化决策,如取得原料制造产品和储存运输等日常工作。至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应由哪一管理层制定决策,则要视问题的性质、发生频率及确定性程度来决定。西蒙认为,决策过程中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并不会改变上述三层机构的划分,而只会使之更加明确清楚。所以,未来的组织机构仍将是等级制的,虽然其具体形态可能同现在的组织机构有重大差别。
一个组织中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也不能脱离决策过程而孤立地存在。有关整个组织的决策必须是集权的,鉴于个人的认识、情报来源、能力、知识、经验等方面的限制,下级人员可能不如高层领导那样能够做出更适合于整个系统的决策。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要同他们的情报来源和职能相适应。同时,由于一个组织内决策过程本身的性质以及个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在做出重大的新决策时,必须实行适当的分权,即由各个单位和各个等级的经理人员来参与决策,特别是在各种不同方案进行比较时,更应如此。
关于直线人员和参谋人员的关系问题,也应从决策过程的观点来看。古典管理理论为了维护指挥的统一性,坚持只有直线指挥人员才有权做出决策,参谋人员不能直接做出决策。但是,如果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可能在有些领域中能够胜任的人不能做出决策,而不能胜任的人却要做出决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西蒙提出两条建议:
- “狭义的统一指挥”,即一个人可以接受来自几个上级的命令,当这些命令发生冲突时,他只服从其中一个上级的命令;
- “权力的分工”,即每一个单位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内具有全权,可以发出必须服从的命令。
这两条建议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精彩语录
- 如果我们想使一个有机体或一台机械设备在复杂而多变的环境中工作得更好,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适应性强的机械,使它能灵活地满足环境对它的要求。
- 企业组织正在变成并不断地在变成高度自动化的人一机系统,而管理的性质当然受被管理的人一机系统的特征所限制。
- 我们对非程序化决策的日益加深的理解将在管理方面引起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方面,这种理解将为非程序化问题领域内决策制定过程的某些方面的自动化开拓出新的前景,就像运筹学使程序化决策制定的许多方面能实现自动化一样。另一方面,通过我们深刻地洞察人类思维过程,这个理解将提供新的机会,特别是通过教育和训练来改进一般人,尤其是经理们在困难的、结构不良的复杂环境中制定决策的能力。
- 绝大多数人类决策都是有关发现和选择令人满意的方案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是有关发现和选择最优决策的。
评论
在西蒙以前,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准则。西蒙与马奇的决策理论,纠正了此前理性选择设计的完美性偏差,从而拉近了理性选择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理性局限之间的距离,提供了对某些管理领域的理解和预测更可行的方法。然而,两人只是作为管理学者看待决策的有限理性,没有过多考虑政治因素在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中的重要程度。他们追求的是决策的通用模式而不是特殊模式,因而,他们对非理性没有足够的关注。非理性不同于有限理性,但却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公共决策或政治决策中,非理性的作用更加明显。对此,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德•布鲁姆则进一步指出,政策制定不是取得可用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解决方案,而是达成某种和解、调停和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这样,决策理论的研究就有可能把非理性因素纳人其中。
大师著作
西蒙著有:
《管理行为》1945年
《人的模型》,1957年
《组织》,1958年
《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1959年
《管理决策新科学》,1960年
《人和管理的自动化的形成》,1965年
《人工的科学》,1969年
《发现的模型》,1977年
《商业组织中的理性决策》,1979年
《思维的模型》,1979
《决策与解决问题》,1986年
《我生活的模型》,1991年
马奇著有:
《企业行为理论》,1963年
《决策与组织》,1988年
《民主政府》,1995年
《追求组织管理智慧》,1998年
《领导层》,2005年